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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人有两类性状：一类是质量性状，有明显的质的区别，如白化病、红绿色盲、耳垂的有无等。这类性状是严格按遗传规律遗传的。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小，治疗一般来说也十分困难。一类是数量性状；只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不同。如身高，体重等，它不象质量性状可以明显的分成有白化病和无白化病、红绿色盲和色觉正常、有耳垂和无耳垂这样的类型，而是由1.50米、1.51米——1.80米、1.81米——连续的量变组成的。体重则可能由50公斤、51公斤一直到81公斤等等连续的量变组成。人类的原发性高血压、青少年糖尿病等遗传病也都属于这样的遗传病。
这种数量性状与质量性状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比如肥胖，它更多的是遗传因素和多食少动的后天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基本是没有肥胖儿童，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肥胖儿童便越来越多。这便是由于饮食因素造成了儿童体重的增长。
但我们也看到在同一个学校里，有的儿童胃口很好，吃的也很多，也不爱参加体育煅炼，但却并不胖；而同时，有的儿童可能吃的并不太多，可是就严重肥胖了。这就主要是两人的遗传素质不同造成的。
人的性取向就属于这种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的数量性状。如同体重一样，人的性取向并不可以泾渭分明的分为异性恋和同性恋两种类型。除严格的异性恋和同性恋外，同时还存在着双性恋者。
人类社会的道德舆论环境严重影响了双性恋者的性取向。大多数双性恋者通过自已的主观意志努力，完全可以克服自身心理对同性的爱恋，而拥有正常的爱情和婚姻。但其中的意志薄弱者也很有可能受同性的诱惑，而堕入同性恋的泥潭。
有人认为，同性恋与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先天的遗传因素造成的，任何治疗都不可能改变人的性取向的说法仅是对同性恋心理取向遗传因素严重的人而言的。对于大多数双性恋者，这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西方，有许多人则是在性解放的思潮诱惑下，长期的纵欲的生活，对异性身体厌倦以后，才转为同性恋者的。
有人说，人群中的同性恋者有十分之一之多，更有人认为有六分之一之多。这里都有可能包括了双性恋者。这和事实是不符的。
说起同性恋，我们就不能说一下性道德。在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基督教神学和封建礼教对人的性道德提出过高的要求。基督教则把所有非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视为罪恶，同性恋更是在罪恶之列。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性恋者会处以残酷的死刑。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时期，寡妇改嫁会被人看作是不道德的行为。
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们开始挑战基督教禁锢的性道德，那时许多不朽的名著开始赞美人类美好的爱情，《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那时重要的作品之一。近现代，整个资本主义的文化史，一直在反对着基督教的性禁锢。上个世纪70年代，以《花花公子》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中，出现了一股性解放思潮。把任何性道德都扔进了垃圾堆。同性恋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许多人开始知道有同性恋这回事。荷兰甚至通过立法，同意同性恋者结婚。
如果说中世纪，人们对性道德的标准太高，性的禁锢给人们心灵上造成许多痛苦是一种错误的话；今天，人们对性道德的标准太低，性的解放给人们造成的婚姻的破裂和性病的泛滥却是另一种错误。
道德标准对于社会，就好比是免疫力对于人。如果人的免疫力过于敏感，就会对花粉、青霉素等发生免疫而出现过敏反应，或是对人体正常的组织发生攻击，从而出现自身免疫疾病。如果人的免疫力过于迟顿，当真正的病菌病毒侵入人体时，人体就会失去消灭病菌病毒的最佳时期，最终使病菌病毒在人体内大量繁殖，从而造成传染病。
道德标准也是如此，过高或是过低都是有害的。过高的道德的标准，使许多人为自已的小错陷入无畏的自责之中，而社会也常常会对偶犯小错的人施行过严厉的惩罚，而失去了改过自新的机会；过低的道德标准，则使更多的人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放弃意志努力，使社会道德一再堕落。
而我们越来越可以宽容那些不道德的行为，面对男盗女娼，更多的人则漠不关心。社会的宽容变成了纵容，人们之间对道德的相互监督作用消失，这也是社会道德堕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今天，人类一再降低的性道德标准，使五分之一家庭以离婚而告终。许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得不到完整的爱，使他们成长的道路，变得坎坷不平。混乱的性关系成了以艾滋病为代表的性病传播的温床。性病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
对同奸的宽容，对同性恋的宽容就在今天性道德标准降低的范畴之列。在艾滋病大传播的今天，这种无奈的宽容绝不是什么好消息。艾滋病更容易在同性性行为中传播，干预同性恋行为是对同性恋者的生命更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除要考虑它给同性恋者带来什么以外，我们更要关心，它给双性恋者和青少年起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和示范作用。面对两个男人谈对象，对于正常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关心同性恋者，更要关心正常人心理接受能力和它对社会的影响。
同性恋及支持者，请原谅我的上述发言。我绝没有歧视同性恋者的意思，但法律必须对全体社会负责，而不是对某个群体。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从来就没有有关同性恋婚姻的记载，但都成功的解决了同性恋问题。只是近现代性道德越来越宽容，同性恋人群中的艾滋病传播却越来越成了问题。
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问题并不一定要通过同性恋婚姻的方式才可以解决。艾滋病通过性途径传播，不仅是同性之间，也会在异性之间。忠诚于性伙伴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方式，这不仅适合于异性，也适合于同性。
选择长期固定的性伙伴同居，而不是婚姻。选择秘密而不是公开的方式。同性恋者还是可以有安全的性行为。同性恋并不可怕，同性公开化才是最可怕的事。因为同性恋只是少数人的苦恼，而同性恋的公开则是全社会的尴尬。
这就仿佛是裸体，一个喜欢在家是光着身子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如果他喜欢在大街上裸体逛街，我们就不能不制止一下了。
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疾病，无论这一种病能不能治疗，这一点都是不容置疑的。有人是恋童癖，我们并能允许他同未成年人结婚一样，同性恋婚姻也不应该合法化。如果同性恋可以合法化，那我们就没有理由禁止表兄妹结婚。
我们也没有理由禁止中学生结婚。如果这一切都被允许，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呢？社会需要努力为同性恋者创造安全性行为的环境，同性恋者也要自强不息，为自已的生命负责，拒绝不安全的性行为。这才是同性恋者预防艾滋病的正确之道。而不是什么合法化？
人类社会的法律有几千年的历史，除现代，也没有同性恋婚姻的先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更有利于艾滋病的预防。
面对艾滋病大传播的今天，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重树忠诚的性道德，这绝不是只对同性恋者而言的。法律和道德应该担负起这种社会责任，而不是只会在堕落面前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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