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互助婚姻 现实的无奈
“11月20日，江苏的一对男同性恋者结婚了。”转动着无名指手上的婚戒，李建的眼里写满了羡慕，“我也在等着这么一天！”作为“男同志”，他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已婚了，太太是一名女同性恋者。互助婚姻就是“假凤虚凰”，指的是“同志”(男同性恋者)和“拉拉”(女同性恋者)结婚，组建家庭，实质上，“夫妻”双方在生理和人格上都保持独立。李建便是这当中的一员。
互助婚姻 只因现实太无奈
作为独子，李建从30岁开始就饱受父母催婚的“唠叨”。硕士毕业的李建从事法律事务，他一直不敢向父母坦白：自己只喜欢同性，而且早有了那个“他”。
“更多的‘同志’是用事实婚姻来掩盖自己的性取向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选择其实对女方非常不公平，既不能满足她的心理、生理需要，也不能保证婚姻生活幸福。”李建一直用种种借口来搪塞父母、同事和普通朋友。直到去年年底，父亲的突然中风，让李建不得不把“终身大事”摆上日程，他的选择是“互助婚姻”——找一个“拉拉”结婚。
李建开始了“相亲”，并对“她”提出条件：婚前财产一定要，互不干扰各自生活。“是的，我是现实，但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
经过半年的“相亲”，李建找到了小菲，一名几乎有着同样要求的“拉拉”。网上相互了解之后，两人怀着同样的目的碰面，很快就去见双方家长。
两人先编出了一个城市里浪漫的故事，然后李建带着小菲从广州回到重庆老家，父母大喜过望。“他们那么开心，让我有些心虚、又有些心酸。作为独生子，我从没有辜负过他们。可是婚姻这个问题，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安慰他们了。”
一切按照李建的设想在进行，婚宴很隆重。“其实，婚姻只是一种形式，”李建很清楚，“但在我的心中，最渴望是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跟‘他’结婚。”
婚姻 幸福背后的艰辛
“很多人都以为婚姻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这只是个开始。”淼淼的故事跟李建差不多。工作5年之后，她特意到广州天河买了套二手房，与“爱人”同居，“我爸妈单纯地以为她是我的好朋友而已。”
有房一族的淼淼，也找了有房一族的“他”。淼淼原以为，婚后压力会减小，后来才发现想得太简单。“谎言开始，意味着要用千万个谎言来掩饰。”
淼淼依然跟“她”住在天河的小房子里，跟“丈夫”住的人，是他自己的“他”。“如果爸妈一时兴起，冲到他那边，他就不开门，假装家里没人”。为安慰老人家，淼淼每个月都安排跟“老公”回娘家吃一顿饭，偶尔还带着“老公”去见亲朋好友。
“我们要平衡的，不仅仅是两个人、两家人的关系，还有与各自情侣的关系。”在她的眼里，任何一个人发生问题，都会影响四人的关系。
今年春节，她与同性爱人便差点分手。导火线就是“爱人”想两人春节假期去旅游，可淼淼却不得不跟“老公”回老家。“我和她之间只有爱的承诺，没有法律的保护，太脆弱、太没有安全感。”
淼淼心中还有一根刺——孩子。结婚两年的她今年已经30岁了，在外人眼里，她是时候当妈妈了。“我和他都想要一个孩子，但他希望孩子归他，我希望孩子归我。”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家庭”里，她决定还是不要孩子。“打算再拖个三五年，到时候就谋划离婚收场。跟谋划结婚一样。”
选择 不是人人都可以
“据我所知，身边的人也不是想‘互助’就能找到对象的，成功率大概只有30%。”
小梅没有李建和淼淼幸运，还在寻觅“互助对象”。“我找到第一个男‘同志’，是普通的企业小白领，没房子，带回家见我爸妈，他们不喜欢。”小梅实在拗不过父母，继续寻觅：“换了第二个，有钱有房子，可还没结婚就反悔了，因为他的朋友介意。”
“其实，合适的男‘同志’并不好找。”小梅感叹，数据显示，有近四成的男“同志”都采取了结婚的方式掩盖性取向，再加上社会对男性结婚的年龄相对宽容，已经35岁的小梅变成了“棘手剩女”。“男‘同志’不好找，渠道也非常有限。”小梅透露，大家一般都是上网寻觅，“偶尔也会有一些热心的同性恋者组织互助婚姻联谊会，小范围内进行。”
但是，小梅还是没有找到。“据我所知，身边的人也不是想‘互助’就能找到对象的，成功率大概只有30%。”拖着拖着，小梅没有像前两年那么着急了，“我父母现在似乎也开始接受我单身的状态了”。(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性别研究学者：社会压力催生互助婚姻
“同性恋的生活不被认同、甚至被歧视，没有法律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互助婚姻便是应对社会压力的方式。”多年从事性别教育研究的艾晓明教授分析说，“至于当中个体差异化很大，我们不能就此单纯地说谁活得好谁活得不好。”
艾晓明指出，相比“互助婚姻”，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我同意李银河的说法，同性恋的合法化比不合法化要好。我支持将同性恋婚姻写入新的《婚姻法》。”著名性学家李银河曾指出，在同性恋婚姻没有合法化的前提下，互助婚姻比传统的与异性结婚更加“人道”。
法律专家：婚姻触礁孩子难说归谁
“按照《婚姻法》，两者登记之后视为合法婚姻。”暨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苏文卿分析指出，如果双方离婚，孩子的问题会很复杂。
鉴于“互助婚姻”内，女方有的采取“丈夫”的精子、有的自行到医院做人工受孕，婚姻内的孩子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如果在哺乳期之内，法官会更倾向于判给母亲以便于孩子的成长；如果孩子在10岁或者以上，法官还会参考孩子的意愿。”苏文卿指出，“还有双方的财产、有无恶疾、父母双方意愿等等一并考虑，即便孩子曾经判给一方，也不代表会永远属于他/她，也有协议离婚、协议抚养孩子后反悔的情况存在。”苏文卿强调：“一旦双方或者男方找人‘代孕’，问题就更复杂了，可以这么说，目前国内关于这一块的法律‘完全模糊’。”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