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草根同性恋社团的防艾路

匿名

　　周日下午，广州天河北的一个小单元里，一群帅气的年轻人正在弹吉他，爽朗的笑声不时传出。
　　“看不出来吧，他们都是‘同志’。”坐在里屋的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笑着说。这个30多岁、微胖憨厚的男人，2008年在广州参与创办了全国唯一一家以同性恋亲友为核心关注点的公益组织，与卫生部门合作，开展社群关怀、防治艾滋病等同伴教育，在“圈内”影响颇大。
　　“十年前，我们就开始给‘同志’派安全套、抽血检测，但根本遏制不住，感染率还在飞涨！现在得有新思路，要从关注‘病’到关怀‘人’！”阿强说，今年以来同性恋亲友会正在艰难转型，在全国建立9个分支机构，多位“同志妈妈”等亲友开微博、接心理热线，通过倡导同性恋亲友的理解接纳，让同性恋者感受到温暖，过上负责任的生活，减少性伴侣、进行安全性行为，从而减少感染率。
　　你知道吗
　　今年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按照社会学界估算，同性恋人群约占总人口的3%-5%，中国的同性恋者人口超过3000万。近年来，中国男同性恋人群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持续攀升。广东省卫生厅昨日披露最新检测数据称，珠三角地区的男同性恋者艾滋感染率已经达到10%，其中东莞最高为22.9%，平均每五个“男同”中就有一个感染艾滋！
　　美国社会工作专家怀恩博士的研究显示，家庭接纳能有效降低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不接纳子女的家庭与高度接纳的家庭相比，前者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是后者的3.47倍。
　　“同志妈妈”站出来
　　“我的儿子喜欢男人，我尊重他的选择。”轩妈妈很平静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2010年的除夕夜，24岁的儿子小轩说：“妈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轩妈妈脱口而出，“什么事？不会要说你是同性恋吧？”
　　看到儿子愣住的表情，轩妈妈低低应了句，“你自己选择的人生，自己看着办吧。我要去看春晚了。”
　　转过身，她听到一句毕生难忘的话：“妈妈，如果我连做真实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有什么资格做你儿子。”
　　坐在电视机面前，屏幕上的欢声笑语天般遥远。轩妈妈不敢告诉一旁高血压的丈夫，几次咽了咽口水。忍不住了，跑到卫生间，嚎啕大哭，合着外面轰鸣的鞭炮及哗哗水声。“早就知道这件事，以为他能改。”这下不能再有侥幸心理了。她又想起在数年前因意外离开人世的大儿子，不明白为什么老天总选中自己。突然，她念头一转，“这么多年来，儿子是怎么扛过来的？”
　　“让我来苦吧，儿子去快乐。”想到小儿子会被社会所排斥，她心疼坏了。哭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只能“勉强”接受现实。
　　接下来是长达十个月的沉默期，直到十一月，儿子带她参加同性恋亲友会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亲友恳谈会。她见到了“满脸阳光”的“同志”妈妈梅姐，“一股正能量输过来”。在那个场合，轩妈妈原有的所有想象都变成现实的故事，心结逐渐打开。
　　今年一月，受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的邀请，轩妈妈开始担任福建区的召集人。三月，她到各个高校演讲。“那段时间，给她恶补如何上网，以及关于同性恋的知识。”小轩为母亲的“快速进步”感到惊讶。
　　“相比起许多焦虑得恨不得同归于尽的家庭，小轩家的出柜故事，算是平静了。”阿强说，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背景下，出柜对大部分“同志”孩子来说，都很艰难。同性恋亲友会在微博上的调查发现，不到20%的年轻“同志”选择向父母出柜，其中农村“同志”的出柜比例比城市更低。
　　“家庭接纳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阿强认为，当一个人，家人都不能接纳你，希望和尊严都没有，容易产生伤害自己的念头。
　　美国学者怀恩博士的研究表明，拒绝同性恋子女的家庭与理解、接纳同性恋的家庭相比，前者的子女自杀率高出8.47倍，抑郁症高5.9倍。伤害也许还来自家长。女同组织同语在北京的调查发现，高达48.5%的女同曾经受到家庭暴力。
　　“出柜前的沟通特别重要，一下揭开残酷事实，谁也接受不了。”小轩感慨，许多80后、90后跟父母都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到了出柜时，关系更容易“崩溃”。小轩选择最后才跟母亲出柜，正是因为，“父母的看法最重要，所以要特别谨慎。”
　　关注“安全”更重“尊严”
　　“要恐惧的事情太多了。”自二月份开始接热线的轩妈妈发现，大部分父母的第一反应都是，同性恋？会不会得艾滋病？
　　复旦大学毕业的“乌龟”出柜的第二天，远在老家的妈妈梅姐上网一查，相关词全是“艾滋病”，眼前全是黑暗。尤其看了电影《美少年之恋》后，男主角自杀的结局吓着了她。为了儿子有美好人生，她决定跑去上海照顾儿子，“儿子有苦了还有诉说对象”。
　　对“恐艾”的妈妈，学医的“乌龟”做了大量“去污名化”的工作。他告诉梅姐，“同志”不是感染艾滋的高危群体，只不过无保护的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行为，“女同之间的感染率则为零。”
　　梅姐渐渐放下心来，不过每次看到儿子出门，还是忍不住提醒，“要注意安全。”乌龟常对母亲开玩笑，“我比你更知道买哪个品牌。”
　　“不管喜欢什么样的人，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每次接热线，梅姐都会跟“同志”父母强调，孩子的健康最重要。无论如何，一定要提醒注意安全，一分侥幸心理都不要有。
　　有些妈妈不好意思当面说，会在孩子包里偷偷地放进安全套。深圳的董妈妈已经将提醒变成“口头禅”，“就像问‘吃饭没’那么简单，还更贴心有效。”
　　“家庭成员的理解和接受，对防艾工作尤其重要。”阿强告诉记者，如果得到最亲密的人的认可，“同志”会打心底尊重自己，自我认可度高，从而更愿意保护自己。相反，若家长排斥，孩子可能会自暴自弃，放纵自己的性行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
　　长期做防艾工作的小轩，常就防艾知识“教育”母亲：“跟异性恋一样，我们也有一套恋爱模式，先牵手拍拖，隔三个月会做检测，以赢得互相信任。”
　　有感情稳定的伴侣，小轩又常去做检测，轩妈妈还算安心。但她想，那些没有出柜的孩子，偷偷摸摸的，有生理压抑就出去一夜情，哪个人会随时带着套？风险自然会更大。而一旦跟父母出柜，“同志”可见度增高，性伴侣更加稳定，也能降低因频繁更换性伴侣带来的风险。
　　阿强说，传统由疾控中心主导的防艾工作大多表现为派发安全套，或拉人去检测。而逐年上升的感染率说明，仅靠推广安全套并不能“套”住艾滋病病毒在同性性行为人群中的快速传播。
　　“‘同志’不仅仅是生物，更是社会人。”阿强建议，防艾工作应该从行为层面转向心理层面，从纯粹的关注“下半身”，转移到关注“同志”的情感交流、社会尊严、家庭接纳等“上半身”需求。
　　为了社会不再歧视
　　每个星期五7点30分，轩妈妈接听“同志”亲友热线。求助者心里彷徨，经常一聊便到晚上十二点
　　热线电话的意外挺常见。有一次，她有一个电话没接到，回拨过去，一家子正拿着刀子，焦虑得恨不得“同归于尽”。出柜孩子的母亲是木叶子，她后来也加入了亲友会。
　　这件工作，耗费的不仅是精力。有些家长上来就是辱骂，“你们是搞传销的，把我孩子带坏。”也有些扬言要查出家庭地址，上门算账。轩妈妈会先劝对方冷静，再跟对方分享自己的故事，“不只是为了这些孩子，我们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在服务。”轩妈妈告诉记者。
　　自今年2月起，国内首条“同志”亲友热线号码升级为4000-820-211，目前有5位家长负责接听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位心理咨询师轮流接听周日下午的时段据统计，这半年多来，“同志”亲友热线共接到600余个来电，超过15%为“同志”的亲友拨打。
　　据悉，“同志妈妈”群体，与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知名公益人邓飞等人一同入围南都主办的2012“责任中国”公益人物奖提名。
　　“我们的工作是要搭建中国‘同志’亲友支持网络，”阿强介绍，亲友会的工作重点有所转移，今年起，已经不再参与艾滋病检测相关工作，核心工作是吸纳更多的“同志”亲友加入队伍，为改善“同志”人群的生存环境而努力。
　　据了解，目前已有32位“同志”妈妈等亲友开通新浪微博，现身说法，开展网络教育和倡导。有160余名家长加入亲友会家长群。今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那天，来自亲友会的10位“同志”母亲联合给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公开信，公开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同性婚姻等权益。梅姐告诉记者，家长的接纳固然重要，但大环境的改变才是根本之道。“只有整个社会不再歧视了，父母才不会承担那么大的压力。”
　　轩妈妈、梅姐等“同志”妈妈参与拍摄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网络上有接近30万次的播放，线下播放已超过30多场。“同志”亲友会计划明年初出书，通过与门户网站合作推网络征文、发表看法等文化传播的方式来改变“同志”的生存环境。
　　(文中受访人物为化名)
　　纵深：同性恋机构注册之路艰难漫长 注册本身便是一种倡导
　　据阿强介绍，迄今为止，中国关注同性恋群体的草根公益组织有近600家，2008年在广州成立的同性恋亲友会是唯一一家以同性恋亲友为核心关注点的公益组织。亲友会的一大工作是社区服务，如提供热线服务，通过面对面提供恳谈、QQ群、各类活动等方式帮助家长接纳自己的孩子。从去年到今年，亲友会从广州拓展到了全国九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目前，亲友会联系的家长近500余位，活跃的家长有160多位。
　　今年以来，同性恋亲友会在包括资金来源、申请注册、稳健志愿者团队等方面经历艰难的考验。
　　让阿强感到焦虑的是，亲友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后，不再参与艾滋病检测相关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原有的经费来源都没有了，机构要生存，就必须重新寻找资金支持。“同志”公益缺少国内基金会的支持，更多的基金会扎推支持环保、儿童教育等。国内几乎没有一家基金会愿意支持同性恋机构。“目前亲友会的运营资金，超过70%来自私人捐助。”一年来，亲友会加强了机构的制度建设，成立了理事会，建立了完善的财务制度，每月初向社会公布财务报告。
　　目前，“同志”亲友会有三个全职人员，加上全国6位召集人以及300多名志愿者。作为一个正走向“职业化、专业化”道路的公益机构，阿强希望能够在未来更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
　　“注册是一个关键而难以解决的问题”。阿强说，今年亲友会走上了艰难重重的注册之路。虽然被民政部门拒绝四次，但他还是在争取。相关领导建议他去掉“同性恋”三个字，但阿强认为，“把名字拿掉，本身就是对同性恋有偏见的表现。”
　　他告诉记者，对于搞环保、教育等机构来说，注册就是走程序，而对于同性恋机构来说，注册的过程更接近于反歧视。
　　民政部门一位科长对阿强说，就算你没有注册成功，但大家都知道了。“注册本身便是一种倡导。”阿强安慰自己，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见习记者 钟瑜婷 记者 陈枫)